总之，爱人之爱应该就是指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对他人温和的关怀之情。
因此，只有把道德立起来，才能使人守礼法，乐德义，卓然自别禽兽，让人性中高尚的那部分得到培养、发达，最终造就善人——这就是仁。先秦著述，谈礼甚多，含义各不相同，其实则包罗极广，概括而又概括，也可分为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与伦理标准。
其道德智慧，卓绝千古，无人能及之，故称为圣人。即就是说，仁是人之为人的共同本质，为诸德之根本，又体现了人道的特征。侯玉海先生曾对吴宓与孔子作了有趣的比较，从时代背景、性格特点、事业遭际、人生命运及思想观点等方面揭示了两位相隔两千多年的历史人物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令人悲哀、伤心之事。仁与孝同为本，实是一体之两面，仁是面向所有人的，孝则主要是面向家族亲情的，在传统社会，二者相通又混融，生发又圆融诸德行。
正是因为如此，吴宓才对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提出自己的灼见，认为必须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庙宇遍于全国，祭祀绵及百代，加赠封号，比于王者。[5]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就以上三个问题的争论及其实质是要不要向西方学习、如何学习以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胡适是一个西化派，但他并不是个全盘西化者，也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他持的是评判的态度。道德之本为忠恕，所以教人以理制欲，正其言，端其行，俾面事各有轨辙，社会得以维持，此亦极美之事。另一方面，胡适之所以赞同全盘西化也有着策略上的意义，实际上是等着旧文化的惰力来历史地自然折衷，取法乎上为的是仅得其中。他指出：文化之进步就基于器具之进步。
在《新思潮的意义》中他分其为四步：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28]正是这种中国眼光和世界眼光，使吴宓能比较正确地提出具体的主张。
[14]所以，吴宓反对以新和旧作为评判文化优劣的标准，昔之弊在墨守旧法，凡旧者皆尊之，凡新者皆斥之。[3]本杰明·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思＞导言》，《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第11页。在这个问题上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比较，前者更符合历史的要求，后者更有学理上的根据，但综合分析，他们实在各有短长，非简单的肯定否定所能概括。正是以上的相似之点，就使他们能够在同一框架、同一层面上运思、争论和提出他们西化或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主张。
吴宓的挚友，诗人王荫南烈士在给吴宓的一首长诗中有两句：吴生（宓）奋臂出西秦，少从白（白璧德）穆（穆尔）传人文。（二）、胡适与吴宓的中西文化观点前面我们说新文化运动中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实质可归结为要不要向西方学习，如何学习和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此本大误，固吾极所不取者也。
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25]又说：新文化运动者眩于近代西方之富强，又缺乏正确的历史透视，以致唯新是尚，而不细绎其真正价值。
[22]1923年1月《国学季刊》1卷1号。至于东方虽然在古代发明了一些东西，然而没有继续努力，以故仍在落后的手工业时代，而西方老早就利用电机与电气了。
另外，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者，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民族主义自然是五四时代主导的激情，但它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思潮，而是一种弥漫并制约所有三种途径的普遍倾向。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认为新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涵义因时、因地、因内容的变化而异，文化演进是一个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由新而旧，由旧而新的递嬗过程，新是旧的发展，旧是新的根基，因此，文化保守主义赞同新旧杂糅、新旧调和或存旧立新。另一方面，由于被侵略的国家大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他们要自强图存，免遭殖民化，争取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进步，就必须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即学习西方，引进西学，用西方文化批判、改革乃至取代本民族文化，就此而言，西化就类似或等同于向西方学习。对此，西化派的结论是西方化，而不是东方化或中西文化的折衷调和。[29]吴宓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出于对中西新旧文化的认识和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存在的或大或小、或隐或显、或深或浅的差异与对立，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便逐渐形成了三条解决现代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途径，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便主要活跃着马克思主义、西化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文化思潮。
在知识构成上，他们一般都有较深厚的中学功底，对西方文化也有较全面的了解，可称得上学贯中西、博古通今。[1]这种主义从西方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环境下，保守主义改头换面了，它主要是一种文化的保守主义，基本上不牵涉主要的社会政治现状。
最后，他得出结论：天理、人情、物象，既有不变者存，则世中事事物物，新者绝少。今之弊在假托新名，凡旧者皆斥之，凡新者皆尊之。
这才是东西文化真正的区别了。1919年他发表《新思潮的意义》[16]一文，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十六字口号，这里再造文明就是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路向。
[21]后来，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又归纳方法为三条：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论证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性后,胡适进一步强调了物质文明在整个文明中的重要作用，精神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10]正是因为胡适认为中西文化之差别是古今之别，他就进一步通过比较来说明西方文明怎样高于中国文明的。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则尤不可。
将这一思想表达得最清楚的是陈独秀的一段话：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何况历史、文学、艺术等人事之学，与物质科学不同，后者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精妙。
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是整理国故，主要地说就是自始走的是考据学的路子，考据是他的学术的起点，也是他学术的终点。[23]吴宓《悼诗人王荫南烈士》，《泾阳文史资料》第六辑第11－12页。
[23]吴宓从关中走向清华，又从清华走向世界，在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他师从美国新人文主义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与穆尔教授，如鱼得水，广泛地吸取西方文化与文学，并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较，进行独立思考，吸收融合。[28]苏光文《论学衡时期的吴宓》，《第一届吴宓学术计论会论文选集》第282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他还强调，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常新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吴宓与胡适不同，他基于上面所说的常变观，对胡适他们的新文化运动有过多的批评，主要观点是认为新文化运动者反对中国旧传统，但他们在攻击固有文化时，却将其中所含之普遍性文化规范一并打倒，徒然损害了人类的基本美德和高贵情操。夫宗教实基于人生之天性，所以扶善屏恶，博施广济，使信之者得以笃信天命，心境和乐，精神安定，此固极善之事也。西洋文化中，究以何者为上材，此当西洋古今博学名高者之定论为准，不当依据一二市侩流氓之说，偏浅卑俗之论，尽反成例，自我作古也，以为苟能不卷入一时之潮流，不妄采门户之见，多读西文佳书，旁征博览，精研深造，如于西洋之哲理文章等，洞明熟悉，以其上者为标准，则得各西方学问之真际。
东方文明是建筑在人力上面的，而西方文明是建筑在机械力上面的。……[2]至于马克思主义思潮，它是五四激进主义思潮的理论化，从五四运动后期逐渐成了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主流，它是由中国现代革命的客观逻辑决定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此我不准备多谈。
[17] 只有肯这样认错，才会下决心去学习西方。总之，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和具体实践，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重构，并奠定了现代学术的基础。
[27]所以，他在《学衡》杂志简章中提出了自己译介西方文化与文学的理论主张和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他们对于当时在国内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文化运动认为甚为偏激，更痛感欲融会西方文化，以浚发国人的情思，必须高瞻远瞩，斟酌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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